孙尚勇 | “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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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孙尚勇，1971年9月生，安徽肥东人。1996-1999年，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99-2002年，在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读博士学位。2003-2005年，在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做博士后。2006-2016年，在西北大学文学院任教。期间2007年任副教授，2008年任硕士生导师，2009-2010年兼任韩国庆尚大学校外国人教授，2011年任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副院长，2012年评为教授。现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研究中心杜甫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杜甫学会理事。主要学术领域为先秦汉唐文学、中国古代音乐文学和佛教文学。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佛教经典诗学研究》《乐府通论》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
摘要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关键词
《蒹葭》；诗书礼乐；强国之术
《蒹葭》在《诗·秦风》十首中最为独特，[1]历来解释大多难以令人信服。《诗序》以为此诗讽刺襄公“未能用周礼”，《郑笺》继之明确说“所谓伊人”指“知周礼之贤人”。[2]朱熹《诗序辨说》认为《诗序》之说穿凿，其《诗集传》曰：“言秋水方盛之时，所谓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3]朱熹阙疑的态度值得肯定，其说摆脱美刺比兴解经的旧传统，启人新思。朱熹之后，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然大体沿袭旧说而有所引申，新意无多。近人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等发挥朱熹之说，皆以《蒹葭》为恋歌，目前诸种《诗经》选本注本大多采信此说。另外一些学者或以《蒹葭》为祭祀河神之诗，[4]或以诗中所咏为牛郎织女故事。[5]本文拟将《蒹葭》置于秦建国以后的政治和文化发展进程当中进行考察，并对比分析《毛诗》《郑笺》《正义》及诸家注说，希望能探明此诗所隐涵的历史真相。
一、春秋前期秦人的强国之路
《诗序》：“《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郑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襄公是秦人建国受封为诸侯的第一任国君，那时秦国有没有可能使用周礼呢？我们稍稍考察秦建国的史实就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存在。
《史记·秦本纪》将秦的祖先追溯到五帝时代，但秦建国却要迟至西周末年。周东迁，平王将岐以西的土地封给秦襄公（前777—前766在位），并承诺秦可以拥有岐、丰之间宗周故地。时在前770年（襄公八年）。《史记·秦本纪》曰：
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6]
自此，秦始由周孝王时非子“分土为附庸”正式成为周王室的封建诸侯。[7]事实上，周平王对秦的分封未能给予口头承诺的大片土地。秦受封为诸侯前后的二三十年间，岐、丰之地“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力量。一是幽王和伯服的势力，他们死后由王子余臣——即携王继之。二是天王——即后来的平王的势力。三是戎族的势力。四是秦的势力”，“就地域分布来说，大体上是今关中西部渐为秦控制；中部以岐、丰为中心的地区先为携王、后为戎狄盘踞；其东部为平王管辖。一些异族小国则杂厕其间”。[8]面对岐、丰之间复杂的政治环境，平王的承诺无异于画饼充饥，但这对数代谋求发展的秦人来说却是一个绝大的契机，秦人从此走上了艰辛的强国之路。
襄公八年受封为诸侯，[9]“十二年，伐戎至岐，卒”。与戎人作战是宗周赋予秦人自秦仲以来的职责，更是襄公受封至去世四五年间的首要任务。文公三年（前763），“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营建城邑。终文公在位的四十余年，秦之都城均在此地。“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这是秦国发展文化的开端。“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不过，此时秦人并未打败岐以西的所有戎人，只是打通了西垂至岐的通道而已。在襄公受封诸侯的二十年之后，秦的势力才掌握了平王口头承诺的“岐、丰之地”的岐地，才有了周之“余民”。于此益知以《蒹葭》为刺秦襄公说法的荒谬，因为襄公之时未能拥有周之“余民”，周之“余民”接受秦的统领要晚到文公十六年，故《毛传》和《郑笺》以“伊人”为“知周礼之贤人”近乎无稽。《史记·匈奴列传》曰：“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这一记述，正说明了占有周原的岐地对秦国的重要意义。秦武公（前697—前678在位）十一年，“初县杜、郑”，秦的势力逐渐向东发展，初步控制了关中渭水流域。德公元年（前677），“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在占据了雍所在的周原高地之后，秦的势力得以继续向东扩展。穆公（前659—前621在位）十五年，“秦地东至河”。也就是说，自前770年襄公受封诸侯，至前645年穆公将秦的国土向东拓展至黄河西岸，期间经历了一百二十余年，秦国才真正领有“岐、丰之地”，实现了《郑笺》所说的“处周之旧土”，平王的口头承诺在秦人的艰苦努力之下终于成为现实。穆公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10]此时，秦始初步肃清了岐以西和岐、丰之间戎人的势力。孝公令所说“天子致伯”，当即《秦本纪》所说“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一事，时在穆公三十七年。[11]穆公后期，秦国国力达到受封为诸侯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时去襄公初为诸侯已近一百五十年。
据上所述，平王的口头承诺，秦人经过数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到了秦武公初县杜、郑之时，才基本得以实现。这之后，秦的力量逐渐向东发展，直到穆公十五年，秦人始将疆域扩展到“以河为界”。[12]故《郑笺》“襄公新为诸侯”“处周之旧土”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就外部来说，由于对诸侯的依赖性大大增强而约束力大大削弱，东周王室不可能要求新封的秦国推行周礼的一套制度。就内部来说，由于与西周分封的齐、鲁、燕、晋等国家截然不同的建国方式，秦国一开始也没有条件像东方诸侯国那样实施西周制定的宗法等级制度。因为，尽管成为受周分封的诸侯，但秦却并没有获得跟齐、鲁、燕、晋一样的既有封地，秦作为诸侯的封建土地，完全要靠秦人自己通过与戎人作战以及与周王室和东方诸侯如晋国的政治军事斗争来获得和巩固。可资比较的是郑国。郑国第一任国君桓公为宣王之子，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始封。幽王三年（前779），桓公在晋文侯的帮助下伐郐都郑。郑桓公、武公和庄公祖孙三代为幽王和平王司徒，在两周之际，尤其是东周初年，郑国是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郑国由始封到都郑，得到了王室和晋国的有力帮助。这些显然是异姓秦国所不能比拟的。主要依靠自身武力的建国方式和建国道路，决定了秦国最初不可能复制周人的宗法礼乐制度，也决定了秦国未来必然将在“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两条道路上做出重大而艰辛的探索和抉择。
需要指出的是，上面讨论秦建国大约一百年间的强国之路，主要以《史记·秦本纪》为资料基础，因此，此处有必要对相关学者于《秦本纪》可信性的质疑作简要的说明。对《秦本纪》的质疑由来已久，但均因没有切实可靠的证据而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质疑在2013年达到顶峰。《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发表程平山《秦襄公、文公年代事迹考》一文，该文以出土清华简《系年》为主要依据，综合《国语》《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认为《秦本纪》将秦襄公和秦文公在位时间弄反了，事实应该是襄公在位五十年，文公在位十二年。但文章赖以立论的关键材料在理解上有误，观点无法成立，故本文仍采信《秦本纪》的相关记载。
二、《秦风》与穆公时期的“诗书礼乐”建设
考察《蒹葭》及《秦风》诸诗（尤其是前五首）的主旨和作年，需注意几个在秦国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非子邑秦为周孝王“主马于汧、渭之间”始作“附庸”、秦仲受封大夫以御戎、襄公受封诸侯、文公四年营邑“汧渭之会”、德公元年“卜居雍”和穆公十五年拓地“东至河”。前三者具有始基意义，后三者则标志着秦人势力向东推进和逐渐强盛。文公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非子）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于是“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13]文公所营城邑没有宗庙设置，[14]是此时秦人依然“未能用周礼”。德公居雍，此后近三百年，雍一直是秦的都城。大概在穆公十五年秦拓地东至黄河西岸之前，秦与中原旧有封建诸侯之间的交往并不多。《秦本纪》所说襄公“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这与平王封秦为诸侯一样，不过是周人的口头承诺而已，并非事实。《史记·齐世家》述齐桓公霸业说：“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此处所说应该是穆公前期的状况，《秦本纪》：“（穆公）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史记·六国年表》曰：“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15]正是从穆公将秦国疆域拓展“东至河”开始，秦人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封建诸侯，实现了合法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秦人占据西周故地，真正站稳了脚跟，此时才有可能对前代创业功绩进行总结和思考，也才有可能在“诗书礼乐”制度文化上有所建树。所谓“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得到孔子称赞的秦人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过去学者常常强调《秦风》的尚武精神，比如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16]其实《秦风》中真正描写射猎、反映秦人尚武精神的作品，大概只有班固提到的《驷 》《小戎》和《无衣》，及勉强可以算上的《车邻》，其余六篇均非此类，但大多可得确解，其中以《蒹葭》最为特殊。
依照《诗序》所说，《秦风》后五篇《黄鸟》《晨风》《无衣》《渭阳》《权舆》创作于穆公二十四年至穆公子康公时期，此说大体为学界所信从，[17]本文亦暂且视之为可信。《诗序》称《车邻》“美秦仲”，《驷 》《小戎》“美襄公”，《终南》“戒襄公”，亦与事实相去不甚远，但据此认定《车邻》等分别作于秦仲、襄公和文公之世，[18]则并不可信。
后世研究者为《秦风》各篇系年的重要依据除了《诗序》之外，还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后者似乎也一直未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孔颖达《秦谱正义》曰：
其诗，则《车邻》美秦仲，为秦仲诗也。《驷》《小戎》《蒹葭》《终南》，序皆云襄公，是襄公诗也。《黄鸟》，刺缪公，是缪公诗也。《晨风》《渭阳》《权舆》，序皆云康公，是康公诗也。《无衣》在其中，明亦康公诗矣。故郑于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襄二十九年《左传》：“季札见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服虔云：“秦仲始有车马礼乐之好，侍御之臣，戎车、四牡、田狩之事。其孙襄公，列为秦伯。故《蒹葭苍苍》之歌、《终南》之诗，追录先人，《车邻》《驷》《小戎》之歌，与诸夏同风，故曰夏声。”如服之意，以《驷》《小戎》为秦仲之诗，与序正违。其言非也。言夏声者，杜预云：“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耳。”不由在诸夏追录，故称夏也。
这里孔颖达说《车邻》“为秦仲诗也”，《驷》《小戎》《蒹葭》《终南》“是襄公诗也”，《晨风》《渭阳》《权舆》《无衣》，“是康公诗也”，如果参照孔颖达在他处的表述，比如《诗谱序》：“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正义》：“此总言文武之诗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时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检其文，皆成王时作。”[19]则上引孔颖达所说当是指《车邻》写秦仲之事，《驷 》《小戎》等写襄公之事，《晨风》《渭阳》等写康公之事，而诗未必是其时所作。
参照孔颖达的理解，服虔注“追录先人”的说法暗含的意思是，秦风前五首，都是秦人占据关中西周故地之后“在诸夏追录”之作。这对确定《车邻》等诗的创作年代大有裨益。正确理解服注必须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季札的原话：“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杜注：“秦本在西戎，汧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20]季札说《秦》为“夏声”，且为“周之旧”，此“夏声”当指周王室的雅音，而不可能是杜注所说的“诸夏之声”那么简单；杜预注“周之旧”曰“而受其地”，据前文所述，秦人真正拥有“岐、丰之地”的时间要晚到穆公十五年，这时才是季札所说“大之至也”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文公度过陇山是秦人向东发展最为关键的一步，“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21]而“其未踰陇以前，殆与诸戎无异”，[22]那时秦人没有进行“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的条件和可能。故服注所谓“追录先人”云云，指的是穆公十五年以后，秦人追录先人秦仲、襄公等人之功业而创制了《车邻》《驷》《小戎》《终南》诸诗。且据《诗序》，《驷》《小戎》皆“美襄公也”，若以“追录先人”者为襄公，岂非可笑？以上诗篇目的在于歌颂秦仲和襄公于秦人建国之功业。本文着重讨论的《蒹葭》，年代尚在其后，因为此诗情调底色与《车邻》等诗迥不相类。
据《秦本纪》，穆公三十四年，戎王派由余使秦。穆公向由余展示“宫室积聚”并问由余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23]这番话表明，穆公后期，秦人已经度过建国初较长时期的困境，摆脱了“戎夷”的地位，开始以“中国”自居。穆公言谈之中对“中国”礼乐文化有推崇，也有自诩，证明此时秦国的“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穆公亦显然不再是即位前期“辟远，不与中国会盟”的秦穆公了。这次谈话在早期秦国史上意义重大，表明在建国将近一百五十年之时，秦文化极大拉近了与拥有四五百年传统、“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的华夏文化之间的距离，大体实现了与西周分封的东方诸侯之间的平等。
穆公向由余展示“宫室积聚”及其谈话中所表现出的文化自信，在考古发现上可以找到佐证。1981—1984年发掘的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是秦国的宗庙，位于秦都雍城中部偏南，有祖庙、昭庙和穆庙。其各区间，分别承担宗庙的祭祀、燕射、接神、藏祧等功能。其中，朝寝建筑（祖庙）被战国早期祭祀坑打破，东厢（昭庙）出土有春秋晚期器物，说明这一建筑群为春秋中期建造，一直使用到春秋晚期。[24]雍宗庙遗址的建筑年代正在秦穆公时代，[25]可见秦国此时才开始正式全面行用周礼。[26]
文献资料亦可证明穆公时代是早期秦国礼乐文化建设的鼎盛时期。《左传·僖公九年》：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事在穆公九年，大夫公孙枝赋《大雅·皇矣》和《抑》以答穆公问。又《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穆公与晋公子重耳赋诗，时重耳赋《河水》（一说逸诗，一说当为《小雅·沔水》），穆公赋《小雅·六月》；又《左传·文公元年》记载穆公三十四年因崤之战败于晋而赋《大雅·桑柔》以自责。[27]《吕氏春秋·音初》曰：“秦穆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马非百据此指出：“秦之音乐，于古无闻。穆公时，取风西音，作为秦音。秦之有音乐，盖始于此。”[28]凡此皆可证明穆公时期秦人对礼乐的重视和提倡。有一件事很有意味。《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欲拘捕与秦人世世为敌的戎子驹支，驹支一番慷慨陈词之后，“赋《青蝇》而退”。[29]此时的戎人，与七十年前秦穆公和由余谈话时所描述的戎人大不相同，这可能正是受到穆公时期秦国礼乐文化建设的影响所致。
据《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交战，获晋惠公，起初“舍诸灵台”。[30]照《秦本纪》的说法，穆公欲“以晋君祠上帝”。[31]灵台又称辟雍，为射御、礼仪等的教学机构和宗庙祭祀等重大礼仪活动的场所，可见穆公时代对周礼文化的全面实践。穆公于三十六年渡河，封崤中尸，乃作《秦誓》，[32]这同样是当时秦国的一项重要文化成果。
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在穆公与重耳赋诗之前，秦将子圉之妻怀嬴送给重耳，重耳表现出不满意，怀嬴对重耳发怒说：“秦、晋匹也，何以卑我？”[33]怀嬴以秦、晋为地位对等的诸侯国，这种慷慨铿锵的话语，代表了穆公后期秦人的文化自信，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从公元前770年始建国，到公元前659年秦穆公继位，经过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八个国君共111年。这期间秦国不能自立于大国之列，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影响”。[34]因此，穆公时期秦国的“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极大地提升了秦人的文化水平和文化自信。
上述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明，穆公时期的确是秦国礼乐文化建设较为繁盛的时期。故可进一步推断，服虔所称“追录先人”的《车邻》《驷》《小戎》《终南》诸诗的创作年代，当在穆公十五年至三十四年这二十年前后。唐初在雍城南三畤原发现的秦石鼓所载十首诗，是春秋时期秦国诗歌的另外一项重要成就。这十首诗是对文公四年营建城邑的记载。关于石鼓文的内容和年代，学术界有多种意见。较早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以为石鼓文所记为文公营邑之事，[35]陈直亦云石鼓文所记为“文公东猎汧渭事”，[36]裘锡圭同意徐宝贵石鼓文年代“当在春秋中晚之际”的看法，[37]张天恩则提出作品创作与刻石年代有先后之别。[38]本文认为，石鼓十诗的年代问题，与上述《车邻》等四首诗有相似之处，大致可以分别为三个层面，即作品所写内容的年代、作品创作的年代和刻石的年代。石鼓十诗洋溢着欢快自信、昂扬向上的情绪，亦当属于穆公中后期之创作，[39]其目的同样是“追录先人”的功业。不过，石鼓诗未能纳入《诗·秦风》。
行文至此，有必要带着上面讨论所获得的认识，重新审读《秦风》各篇。
《车邻》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然《蒹葭》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若信从后者，则秦仲时不得有礼乐；若信从前者，则襄公不应受到不能行用周礼的讥刺。郑玄《秦谱》：“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然秦仲之时，秦不过西周之附庸，不得称国人，若称国人，必在襄公始国之后。《车邻》第二章：“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毛传》：“又见其礼乐焉。”《郑笺》谓“既见，既见秦仲也。并坐鼓瑟，君臣以闲暇宴饮相安乐也”；“今者不于此君之朝自乐，谓仕焉，而去仕他国，其徒自使老，言将后宠禄也”。[40]诗之“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二句，叙写秦仲君臣并排而坐，鼓瑟笙簧，饮酒言欢，友好融洽，传云“见其礼乐”，似属无稽，故笺有意抛开传所云之“礼”，仅云“君臣以闲暇宴饮相安乐”。诗之“今者不乐，逝者其耋”二句，笺以为此二句说如此和谐的君臣关系值得珍惜，不应该生出“去仕他国”之心。参照郑笺和孔疏的理解，这两句直译过来就是：现在在这儿如果感觉不快乐，要是离开了到其他地方，恐怕到老都会一事无成。可以说，《车邻》一诗既传达了对秦仲草创之功的赞美，也传达了渴望更多士人参与秦国文化建设的期待。据《秦本纪》可知，早期秦国礼遇并大胆任用来自传统东方礼乐国家贤士的国君是秦穆公；由《左传》《礼记·大学》和《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记载来看，孔子一派对秦穆公极为推崇，其中重要的缘由就是穆公知人善用；后来李斯上书谏逐客，开篇便以“昔缪公求士”为说，“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41]强调他们对于穆公和秦国的不可或缺。故《车邻》极有可能为穆公时期的作品，其创作目的是歌颂秦仲。
据《诗序》，《驷》《小戎》《终南》皆“美襄公”，参照前文所论，亦当穆公时期创制以歌颂秦始受封为诸侯的襄公。以上四首可为一组，主于赞美，作品蕴含之情调皆乐观进取而热情昂扬。《无衣》的情调亦颇昂扬，跟《诗序》所说“刺用兵”，不太符合，可以暂归入上一组。此诗极可能是鼓励作战的。前贤多以“王于兴师”之“王”字来推断此诗作年，恐有未当。其实春秋霸主齐桓、晋文之兴兵，都是以周王室为号召的。而穆公之后秦“不复东征”，[42]故《无衣》亦最可能作于穆公时期。《渭阳》一首，《诗序》称“康公念母”，此说不错，但又说是康公“即位思而作是诗”，恐不妥。《渭阳》一诗情调从容，“悠悠我思”一句足见高高在上的亲和姿态，故此诗极可能是穆公时期以太子的口吻而作，其目的是为了强化秦晋友好。
《黄鸟》《晨风》《权舆》三首可为另一组，《诗序》皆以为“刺”，主于批判，作品蕴含之情调亦显得悲慨激切。这些作品可能是康公以后秦人的反思之作，作品言辞激烈，情绪却并不低沉，对秦国仍抱着很大的期望。
《蒹葭》与以上两组作品都不相同，诗中读不出昂扬，亦读不出希望，给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只有无奈的徘徊和深沉的绝望。故此诗极可能是《秦风》十篇中最为晚出的作品。
三、《蒹葭》：徘徊于“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之间
与《车邻》《驷 》《小戎》《终南》和石鼓诸诗的热情洋溢不同，与《黄鸟》《晨风》《权舆》诸诗的悲慨激切亦有不同，《蒹葭》弥漫着深刻的伤感。探明《蒹葭》的创作年代和主旨，还需要对诗歌文本本身和历代具有代表力的解说作全面检讨。对前引《诗序》和《郑笺》的解说，《正义》曰：“经三章，皆言治国须礼之事。”《毛传》《郑笺》《正义》对《蒹葭》的相关解说是目前能见到的对《蒹葭》最早也是很长时间极具权威性的解说，其中有比附成分，亦有不少合理之处。
首先，《诗序》、毛、郑以《蒹葭》为讽刺襄公不能信用周礼之说，可以完全推翻。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襄公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秦国的首要任务是以平王的口头承诺为合法性依据，努力与戎人作战以获得封建国家原本应有的宗周故地。而且，直到文公十六年，秦国势力推进至岐地，始“收周余民有之”，之前秦治下乃本部族之民众，故郑“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的说法纯属子虚。相应地，毛、郑以“伊人”为“知周礼之贤人”，以“遡洄”“遡游”为“逆礼”“顺礼”之说，亦难信从。后世以“伊人”为隐士、朋友或情人之类观点，同样难以成立。王质曰：“秦兴，其贤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闻虞人百里奚之贤，自晋适楚，以五羖羊皮赎之。因百里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贤而世莫知，使人厚币逆之。所谓伊人，岂此流也邪。凡所讲解者皆不见。”[43]穆公即位初期，大胆任用来自更早封建诸侯国的百里奚和蹇叔等人，有向东方国家学习以加强政治和礼乐文化建设的理性思考。这些贤人为秦国所用，与《蒹葭》对“伊人”的徒然兴叹大不相同。
其次，后来学者每以毛、郑诸家解说的合理成分为基点，提出一些颇有启发性的观点。郑释“在水一方”为“乃在大水之一边，假喻以言远”，其中之“大水”和“远”等字就值得深思。河滩“蒹葭苍苍”的“大水”应当是秦与东方勋戚贵族诸侯国的天然分界黄河，而不可能是一般的小河，更不可能是环绕辟雍的水流。诗始曰“在水一方”，复曰“宛在水中央”，一“在”，一“宛在”，其中的况味是极深挚的。郑于此有深刻的理解，其释曰“宛，坐见貌”，[44]意谓眼睁睁地看着、徒然地看着。后世注家绝大多数释“宛”为好像、仿佛，可能不确。曰“在”，是明确的表达，“伊人”就在“大水之一边”，虽然距离很远，但很清晰，只是在诗创作者心理上的距离很远。曰“宛在”，是模糊但却坚定的表达，其所要传递的感受不是渴慕，而是极度冷静的审视和思考，“伊人”徒然地站立在水中央，诗创作者分明是更接近了，能更清楚地看到“伊人”，但却只能徒然叹息，因为在诗创作者看来，“伊人”是不可能真正接近的。
其三，毛、郑等早期解经家最有意义的见解却被后来学者忽略。他们皆以为此诗与礼乐有关，即此诗与秦人的制度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后来注家大多不以为意。试想，《秦风》的其他九篇，所写皆为关涉秦人国家发展、政治诉求和礼乐文化等重大事件，[45]《蒹葭》怎么可能是一首简单的情诗呢？陈子展指出：“但觉《秦风》善言车马田猎，粗犷直质。忽有此神韵缥缈不可捉摸之作，好像带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不免使人惊异，耐人遐思。”[46]诚如其所说，“神韵缥缈不可捉摸”的《蒹葭》的确“带有象征的神秘的意味”。此种“象征的神秘的意味”，集中体现在“伊人”两个字上。清人方玉润认为《蒹葭》是“惜招隐难致”的作品，此不确，但他又说：“曰‘伊人’，曰‘从之’，曰‘宛在’，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特无心以求之。”[47]这话很有几分道理。只不过《蒹葭》所欲表达的感情不是“无心以求之”，而是一度有心求之，最终却只能徒然兴叹。苏雪林说：“遡洄从之不可，遡游从之，见其宛在水中央而亦不得近。笔法恍惚迷离之至，若写真实的人决不能如此。”[48]可以相信，“伊人”非实指，而是一种象征。那么，“伊人”究竟象征什么呢？
吕祖谦曰：“此诗全篇皆比，犹《鹤鸣》之类。所谓伊人，犹曰所谓此理也，盖指周礼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礼者，疑其□尔。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诗人讽之，以礼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尔。”[49]此说招致古今学者不少嘲议。[50]本文认为，吕氏的意见与《诗序》、毛、郑等将《蒹葭》与礼乐联系起来的早期解释一样，洞见了此诗与秦国制度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而且突破了将“伊人”视作具体某某人的旧传统，可视作与朱熹“不知其何所指”意义相当的重要见解，对理解这首诗的内涵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魏炯若说：“诗里的伊人，一会在水一方，一会在水之湄，一会在水之涘，就只能说成被求的人，而不能说成去求的人。这诗全用比兴，因此难得确解。但写作的人决不会毫无目的，我意此诗写了秦人学文化的艰苦。”[51]此说极精。于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推测，《蒹葭》中“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象征黄河对岸的礼乐文化；虽距离不远，欲亲近之却已然知晓最终可能无法与之真正亲近，欲放弃却又不能轻易割舍，于是彷徨又徘徊，感伤又惆怅。
试将《蒹葭》置于穆公之后秦国政治和制度文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思考其确切的内涵，看看上述推测是否存在成立之可能。穆公时期是春秋到战国中期秦国四百余年发展历史当中最为强盛、最令后人追慕的一个阶段。《史记·封禅书》曰：“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52]类似记载亦见《赵世家》，即所谓“秦谶”。这种后起的政治预言显然是以穆公时期秦国的强大为背景的。如前所述，穆公在礼乐文化建设和政治外交两方面均富有成效。然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穆公时期的努力几乎付诸东流。
《左传》有两处对穆公浓墨重彩的记述。一处是在文公三年，记穆公伐晋，“封崤尸而还”，接着评论说：“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另一处是在文公六年，记“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接着援引“君子曰”作了大段评论，最后说：“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53]此处对穆公有所批评，但也可以视作对秦国武力强国与礼乐建设并举达到顶点而必然衰落的一句谶言。杜预便注曰：“不能复征讨东方诸侯，为霸主。”当然，由此也可以明确，去穆公不远的“君子”亦以穆公时期作为早期秦国国力的顶点。文献所见秦人赋诗集中于穆公之世，这说明穆公时期既是秦国礼乐文化建设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早期秦国外交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前506年，吴国占据郢都，楚昭王逃亡到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求派兵援救楚国。哀公起初拒绝，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哀公答应出兵，“为之赋《无衣》”。[54]这是典籍所见穆公时期之外秦人赋诗唯一的一次，也是《秦风》为秦人引用唯一的一次。哀公之赋《无衣》并不意味着秦国至春秋末期礼乐文化建设依然繁盛，也可说明穆公之后秦国礼乐建设存在一个逐渐衰颓的过程。穆公嗣子康公“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55]此后秦国国内局势不稳定，国力逐渐减弱。《史记·秦本纪》所载孝公元年令对穆公之后秦国国力渐趋衰颓有如下表达：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56]
孝公令所云“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其时已至战国，令中亦不免有“张大其辞”之处，[57]但其中“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深沉感慨，必然是就康公以降至战国中期秦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尴尬境地而发，代表了康公以降历代秦人的共同感受。令称献公重振秦国的志向为“复缪公之故地”，达到穆公“以河为界，……诸侯毕贺”的成就。可见穆公“修德行武”，在大力发展礼乐文化的同时，将秦国疆域推进至“以河为界”，与对岸西周分封的东方诸侯隔河相峙，这在作为地域性国家的秦国早期历史上无疑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也成了穆公后嗣有为之君企图追逐的光荣而辉煌的梦想。
《史记·孔子世家》曰：“鲁昭公之二十年（前522），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僻，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58]在这段记载中，孔子对穆公的表彰并不重要，齐景公和孔子都认为穆公之世“国小处僻”，这一措辞值得高度重视。据上文，穆公之世是秦建国以后国力最为强盛之时。就在穆公去世的同一年（前621），晋襄公去世，晋人商议继嗣人选，赵盾认为应该立公子雍，理由是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大而近，足以为援”。由此可知，穆公之世，晋人亦视秦为与己匹敌的大国。但此后，“诸侯卑秦”愈加严重，秦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晋楚鄢陵之战前，范文子不欲与楚交战，郄至历数晋惠公时秦晋韩之战、晋襄公时狄晋箕之战、晋景公时晋楚邲之战三次失败的耻辱，认为此次应该与楚作战。范文子说，之前作战是因为“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而现在，“三强服矣，敌，楚而已”。[59]据此又可知，前575年，距穆公去世不到五十年，秦紧追齐国的步伐，迅即衰落不振。《蒹葭》可能创作于前575前后。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率领诸侯打败秦国，侵入秦国腹地。[60]这是穆公身后早期秦国遭受的最为沉重的打击，验证了十六年前范文子“三强服矣”的判断。故知齐景公和孔子以穆公“国小处僻”的唯一理解便是，秦景公三十一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秦国事实上已被视作“小国”，齐国的国际地位则与秦国近似。也就是说，“秦穆公国小处僻”并非历史评价，而是孔子等人基于所处时代的现实判断，[61]是那个时代东方诸侯对秦国的共识，恰恰说明了那时秦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尴尬处境。这一处境，与秦孝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表达，显然可以互为印证。
据以上分析，推测《蒹葭》当创作于穆公身后秦国国力衰颓的时期，可能在前575年前后，即穆公死后大约五十年间。这首诗象征地表达了国力衰颓和国际影响力减弱之后，秦人对本国“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的反思，是《秦风》十首中最后写定的篇章。
四、“强国之术”的回归
《史记·秦本纪》描述孝公时国际关系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62]《史记·六国年表》于前引穆公“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一段文字之后，交待了三家分晋、田和灭齐，接着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两处所说正是穆公去世之后到孝公即位之时秦国的状况。历史惊人的相似，这种状况恰好是穆公前期及之前秦国的政治外交所处困窘局面的重现。穆公去世后，当时争霸的力量主要是晋国和楚国，其后又有吴国和越国，而秦国国力则走向衰落，穆公时期秦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此时已经不复存在。
秦穆公之成就霸业，既在于学习中原诸侯的礼乐文化，亦在于秦国之武力。在礼乐与武力之间游移，对地理位置僻处雍州，建国主要靠武力的秦人来说，既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又十分尴尬。自襄公至穆公一百多年，秦人凭借自身在武力和“诗书礼乐”制度文化方面的努力，终于获得中原诸侯的承认。不可否认，在秦国强大的过程中，穆公作为领袖的德行、才华、胸怀和魅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穆公之后的二百多年，接受了周文化礼乐精神的秦人却逐渐丧失了对东方诸侯武力上的优势，国力的衰弱，让秦人又重新体验了数百年前始为诸侯时被东方各国视为“夷翟”的滋味，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遭到东方行用礼乐文化诸侯不断欺凌的情形下，孝公对秦建国之后近三百五十年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教训作了认真的思考，最终他决定放弃先君穆公发展“诗书礼乐”文化的追求，改而回复传统，以法家制度化的一整套举措追求国家富强，专心发展军事。孝公的政治抉择是之前秦人在礼乐文化建设和武力强国方面痛苦思考的结果。《蒹葭》一诗大约正是秦人这一痛苦的思想经历最早的曲折反映。
如前所述，景公（前576—前537在位）之世，秦国的国际影响力尚可维持，而在哀公（前536—前501在位）以后，秦国即陷入了权臣掌国、三晋及夷族侵扰、女后擅权的混乱当中渐渐削弱。[63]到献公即位，开始寻求重新振作秦国国力。献公之子孝公（前361-前338）即位后便继承其父遗志，继续谋求强国之路。孝公广施恩德，接济孤儿寡妇，招募士兵，明确立功受赏的法令。于是有了商鞅变法，其变法有两条基本方针：“内务耕稼，外劝战死”，核心是“修刑”，以制度化的一整套法令来治理国家。也就是，和平时期国内务必耕种庄稼，发展农业，积累财富；战争时期，鼓励士兵战斗至死。为此，商鞅制订了一系列具体的奖励惩罚措施，明确法令。三年之后，老百姓便适应了新法，秦国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后来李斯《谏逐客书》高度评价了孝公的治国方略：“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其中的“移风易俗”之说很值得玩味。贾谊上疏陈政事的说法则大不相同：“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64]“礼义”和“仁恩”正是穆公时期“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的成果，孝公变法，追求的则是“强国之术”，[65]从而彻底改变了穆公时期同时发展武力和“诗书礼乐”文化的治国方略，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穆公之前秦建国伊始一百多年间以武力为主的发展道路。从受封为诸侯至战国中期的发展进程来看，秦国的政治和文化经历了先以“暴戾”强国，后兼以“仁义”，复抛弃“仁义”，回归于“暴戾”的过程。[66]孝公向“强国之术”或“暴戾”的回归，当与秦国不同时期在华夏文化体系中的地位直接相关，更多地则可能决定于秦作为游牧部族的原生文化。蒙文通《法家流变考》说：“商鞅治秦，若由文而退之野，是岂知商君之为缘饰秦人戎狄之旧俗，而使之渐进于中夏之文邪？凡商君之法皆袭秦旧，而非商君之自我作古。”法家思想曾在东方的魏国和楚国有过短暂的实验，但未能成功，却在秦国得以发扬光大，证明法家思想与秦人的性格是相适应的。故蒙文通又推论说：“法家之士多出于三晋，而其功显于秦，则法家固西北民族之精神，入中夏与三代文物相渐渍，遂独成一家之说。”[67]或许，历史的发展也有其循环往复的宿命。
要之，秦国始受封为诸侯在襄公时，此后很长时间秦所面临的是对戎人作战以巩固国家，要求秦在此时采用周礼，显然是不现实的。《诗序》《毛传》等的解释虽然未必正确，但其中的合理成分说明，《蒹葭》一诗与秦人对“诗书礼乐”制度文化建设的深刻反思有密切的内在关联。秦人于穆公时期一度在礼乐文化方面取得了足以与领先自己三四百年的东方诸侯相媲美的成就，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竞争，在东方诸侯的鄙视和冷遇当中，游牧出身的秦人最终在孝公时期不得不彻底放弃“诗书礼乐”制度文化方面的努力，以更激进的姿态回归了秦建国初一百多年奉行的武力强国路线。《蒹葭》对秦国文化的反思远在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可视作秦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重大转折期精神世界的缩影。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从略。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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